南方都市报: 《色，戒》中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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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戒》可以有很多种读法和看法。10月4日邱立本先生的专栏文章《色戒在台湾：以中国悲情还原历史》告诉我们，台湾绿营一直逃避的中国意识与历史终于可以被故事里的中国悲情还原了。其实对《色，戒》的各种评论与视角，更是折射出光怪陆离的当代众生相。
　　
　　张爱玲的原著不是冷峻而是强作冷静，她文字深处那种冷眼和冷酷，直把大时代的一切都消解得只剩下不温不火的男女情与苍白爱，只剩下放低了来看的小人物。而李安连这些许的强作都抽离掉了，想远离政治来探讨这个作品，他认为原著是张爱玲的爱情自传，故事并不冰冷，反而有一种温暖。但媒体与观众首先关注的是比情更深的色，看到的是比人更低的本能，读出的是真正的俗。电影最重要的并不是导演给予什么，而是他认为观众需要自己给予什么或者观众如何解读自己。如此这般，却是谁的悲哀。
　　
　　如果说台湾地区的影评主要是关于存/去中国化的讨论，香港地区更多是成熟的商业社会生产出的娱乐八卦，那么在我们身边铺天盖地的则是对下半身的津津有味，关于演员的，关于历史原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与那些竭力掩饰历史真相的行径并没有太大不同，所有的琐细、庸常、恶俗遮盖的是理想的光芒、青春的激情、信念的闪亮。而关于人性，《色，戒》和近期另一部新片《太阳照常升起》其实极其相似，它们描绘的人性都是虚幻的、手造的、干瘪的、经不起生活洗礼的人性，或是用性代替人性、用小琐碎遮盖大时代，或是用性爱代表爱、用一些人残余的悲剧时代的青春期激情反过来歌颂这个悲剧本身。
　　
　　回避政治也是一种政治姿态。某一个时候已经过去了70年，而当下的消费时代却已经把理想都用来消费了。我们热烈地讨论主角们的床戏是真是假，讨论故事原型是不是郑苹如以美人计刺杀特务头子丁默邨，却为什么不关心郑苹如的父亲宁愿不挽救女儿的生命也拒绝出任伪职，为什么不关心郑苹如的日本母亲也支持丈夫的民族气节，为什么不关心郑苹如的未婚夫与弟弟都作为飞行员战死长天。没有人注意到，那些曾经的生命有多少激情，那些半途凋谢的人生有多么灿烂，那些从容赴死与向死而生是多么意气风发；那是锐利的刀，是山上的风，是迎风的旗，是奔流不竭的江河，是我们民族的魂。
　　
　　身体从来都不是隐私，理想才是。对那些把理想埋在心底，用身体的湮灭去成全理想却不曾有过一句辩白的人，政客和看客不敢直视，无法理解，也不会去宣扬。国人，是常遗忘的。
　　
　　外敌断不了千年的华夏血脉。但一个讥讽和消解了所有的高尚、恐惧和质疑了所有的无私的民族不值得被拯救，也当不起那些青春的献祭。
　　
　　韩毓海曾经提过“民间社会”与“民族国家”两种不同的现代方案。这个色与戒的故事，往大处看，自是烽火里的河山关州，从小处看，也有的是乱世中的爱恨情仇。但是二者的分野远非鸿沟，真正的撕裂与疼痛感产生于将他们刻意地对立起来，产生于毫不尊重的讲述与记录。当我们被告知无国则无家时，没有权利保持尊严、燃烧自己，当我们终于明白无家则无国时，却又没有权利宁静生活、不问世事，那才是最大的梦魇。
　　
　　邱先生说：“电影悲剧的源头不仅是个人性格的悲情，也是源于一幕大时代的中国悲情。没有这样的大时代的悲情，就没有这样的悲情杀手。没有悲情的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悲情色戒。”这是八年的悲情，却更是当下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