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 改革得靠既得利益者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和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等人编撰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被外界评价为勾画了中国“政治改革具体路线，包括限制中共的权力、扩大公民、记者、宗教信徒和人大代表的权利等”的报告。王长江称，作为中央党校教授，他们更多地从既得利益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因为改革必须得靠手握权力的人去推动。既然执政党决意改革，就应该探索一些可行性方案。况且一个政党并非都是既得利益者，代表的阶层越广，诉求也越广，内部也可以形成互动。

　　《瞭望东方周刊》报道，王长江认为，他们在撰写这份报告时更多的考虑了中高层官员的想法和报告的可行性。王长江表示，“中国现在这种体制下，改革靠谁来推动，得靠手中掌握着权力的人。”王长江研究的起点认识是，不愿意推动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毕竟是少数。基于这一点，更多从他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目前这一报告还没有得到决策层的反馈。

　　王长江说，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就是民主，这也是所有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搞了半天，还是不民主，比较集中，导致权力失控，这是最要命的。大家都认为权力是人民的，关键怎么是人民的。权力运行起来，必须解决如何既有活力，又能实现民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在受约束和有效使用两者之间做一个科学的权衡。

　　在协调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上，王长江认为，根本的还是人民民主。民主的前提是利益，有利益才有民主。党内民主是借用了民主的概念，讲的是让党内各种意见和建议充分表达，让党更有代表性，让更多的党员参与到决定党的事务中去。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还是人民民主。

政府内部决策、执行、监督三分离是一种误读

　　周天勇表示，按照轻重缓急，根据改革侧重点的不同，可分为“三个子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权力制衡机制建立以及公民社会的成熟。周天勇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肯定是重中之重，政府把整个社会管得没有活力，没有创造力，没有创业动力，就业困难，这样是非常可怕的。行政体制怎么改？行政机构作为一个切入点，还得人大制约它，同时也要考虑与行政体制改革相关的其它方面的改革，要不改来改去还是改不动，或者改不好。其实行政体制改革和其它改革是相关的，核心还是要建立起人大和政府之间的制衡关系。

　　周天勇表示，比如说立法，重大事情是人民代表大会来决定，但现在很多收费审查权力都来自于部门立法，行政体制改革很关键的一个就是立法要从政府逐步转到人大。这也牵涉到权力制衡机制的建立，比如说把人大代表从几千人变为几百人，人大代表专职化，这个没有一段时间，马上变是不可能的，但政府的一部分立法权交到人大是可以较快做到的。最重要的是财政预算制度，现在很多政府部门自己收钱自己花钱，政府许多机构都成了税务部，这条要废掉。 

　　周天勇表示，所谓的政府内部决策、执行、监督三分离，是对十七大二中全会的一个误读。成立一个交通部，难道还要成立一个交通决策委员会吗？再成立一个交通监管委员会，一个部变成三个，机构比原来还大了。行政体制改革不应是政府内部决策、执行、监督分开，而是行政体制要在决策、执行、监督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进行改革，更多要交给人大政协。 

　　但是政府内部还是免不了会有执行过程的决策，不可能大方向定了，小的具体问题决策起来还要拿到人大。还有政府对企业的监督、对市场的监管，这个大概也不能拿到人大。 

民主政治就是要通过改革来实现 

　　有人批评这份政改报告是“党主立宪”。王长江对此表示，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思考改革，一是不搞民主肯定不行，二是搞民主不能抛开现状，从零开始。这不是对党有没有利的问题，关键是对民众有没有利。从零开始，民众不可能得利，党是掌权的党，出了事，最后倒霉的都是民众。既然执政党决意改革，就应该可以想另外的办法，探索一些可行性方案。况且一个政党也不是铁板一块，并非都是既得利益者，也有很多不同层次的诉求，代表的阶层越广，诉求也越广，内部也可以形成互动。

　　王长江还表示，“党政分开”这个概念，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容易导致歧义，比较准确的意思是说按照政党和政府活动的各自规律来确定他们的职责、地位和作用。关键性的措施，说来说去还是民主，现在之所以会发生党政不分的情况，就是因为党政关系没有按照民主所要求的基本规则去运作。比如授权方面，权力来源都是混乱的，民意上的和事实上的都不一致。权力和责任应该是清晰对等的。监督若是缺乏民主，监督也会变成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党政分开当然是以后改革的主要方向。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党还是不要和政府建立行政上的隶属关系，搞成我下命令你执行，违反权力运行的基本原则。 

　　王长江说，通过人大只是民主的一个途径，还有好多途径，应该把参与决策的权利交给民众。十六大说“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说的就是不能老像过去一样代替人民当家作主。 

　　关于行政部门参与立法的问题，周天勇表示，不让参与也不行，但是立法形式要改变，比如第三方立法，请专家组立法，或者弄不同的几个草案做比较。周天勇觉得现在立法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不科学，立法首先要考虑后果、风险，国外立法是要投入大量资金、当一个重大课题研究预测的，而不少法律是很仓促就弄出来了；第二就是不民主，不民主就是部分立法是部门主导，原则性太强，人大通过，专家和大众参与不够，部门再出台所谓的实施细则。因此，立的法要具体，否则到实施细则时各政府部门把私货都塞进去了。以后审批、收费、罚款、执法、许可之类的一定要全部收到人大里，只有这样才能把政府管住。 

　　周天勇说，协商民主的前提是平等，大家平等地参与意见。这本报告里的协商民主主要是指把政协改为一种协商民主的平台。按照人口多少的民主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比如书里提到的类似问题，资源税问题，污染补偿问题，地区性问题，转移支付问题，必须得通过协商民主解决。以后真的搞成协商民主，政协委员也得选举，政协委员人数也得减少。 

　　在吸收新阶层的问题上，王长江表示，除了参政党模式和政协体制外，还有一个执政党和民间社会组织直接打交道的模式，也是渠道之一。国外也是有的，包括政党怎么引导民间组织，建立起两者的合作性关系。  

　　周天勇表示，“民主政治就是要通过改革来实现，改革肯定是要有一个计划的，没有计划没有方案更是什么都干不了。成天讨论该不该民主，让我说，你连收钱花钱都没管住，你叫什么人民民主？还是有一个政党和政府主导的问题，毕竟这不是一种决定论，人还能在其中起很大作用。我个人觉得2020年之前把书里的事干完就很不错了。真干也能干完，就看坚决不坚决，阻力有多大，也就是动力、压力和阻力之间的博弈。”